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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三年疫情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恢复期，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IMF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许多国际人士根据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作出判断：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主要引擎。30多年来，林志和持续在大陆投资兴业，在江苏无锡、江西金溪等地相继投资创立了四家企业，是业内最大的热转移印花油墨厂商之一，年产值超过4亿元，产品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以及欧美、东南亚各国。“我是大陆经济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新闻发布会现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复杂多样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犯罪持续下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具有成本低、收益高、易复制、难追查等特点，已成为当前的主流犯罪，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跨国跨境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打击治理难题。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郑翔通报，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有组织化日趋明显。诈骗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呈现出多行业支撑、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征。集团头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打着高薪招聘的幌子，诱骗招募人员赴境外从事诈骗活动，目前在境外仍有大量犯罪团伙向我民众实施诈骗活动。集团头目指挥境内人员从事APP制作开发、引流推广、买卖信息、转账洗钱等各类违法犯罪，境内境外衔接紧密，跨境有组织犯罪特征明显。境外诈骗窝点呈现园区化特征。目前，境外散落分布的诈骗团伙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超大规模的赌诈园区、“工业园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高峰时活跃的电诈园区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部分园区在管理控制成员过程中大肆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组织卖淫、强奸等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犯罪工具不断升级。诈骗集团利用区块链、虚拟货币、AI智能、远程操控、共享屏幕等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更新升级犯罪工具，网络和转账洗钱等方面的攻防对抗不断加剧。诈骗手法加速翻新。诈骗集团虽然置身境外，但紧跟国内社会时政民生热点，随时变化诈骗手法和“话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人民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诈骗集团针对不同群体，根据非法获取的精准个人信息，量身定制诈骗剧本，实施精准诈骗。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表示，依法从重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和境内协同犯罪，是政法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和法治责任。《意见》从定罪量刑、法律适用、政策把握、财产处置等各方面，全面落实从严惩治要求，旨在释放依法从严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效应。《意见》强调，当前要突出四个惩治重点：依法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及其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组织；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强奸、强迫卖淫、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集团招募成员而实施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行为。针对跨境电诈集团认定和诈骗金额认定进行明确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突出特征是犯罪组织集团化，诈骗手段和“洗钱”手法更加隐蔽复杂，诈骗金额等难以查证。《意见》是如何解决跨境电诈集团认定和诈骗金额认定这两个难点问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胡春健表示，从当前办理案件情况看，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组织呈现新形态，零散、点状式的独立诈骗团伙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工业园区”“科技园区”为幌子的超大犯罪集团。这些超大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往往不直接实施诈骗等犯罪活动，而是通过招募犯罪团伙或成员到其管理控制的建筑物、园区等场所实施犯罪，向实施犯罪的团伙或成员颁发许可证或实施登记管理，要求有关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出有关场所，或者派驻武装安保人员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场所进行看守庇护，甚至对不服从管理或擅自脱离窝点的团伙成员进行殴打体罚等。在犯罪所得方面，有的是按照诈骗等犯罪数额进行抽成，有的是按照具体犯罪集团人数收取“人头费”，有的按照犯罪场所收取“场地费”，有的混用多种收费标准。上述人员实际上是对诈骗等犯罪团伙实施管理、控制，客观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管理架构，有相应的管理制度，重要成员固定或者基本固定，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意见》第4条对犯罪集团认定进行明确，将有利于办案机关准确认定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其他主犯，为犯罪事实认定和刑事责任追究夯实基础。由于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集团犯罪手法加速迭代翻新，犯罪工具境外化、高度智能化，技术对抗不断加剧升级，犯罪事实查证难度加大，往往无法查明被害人及其具体被骗数额，按照传统思路，诈骗金额难以认定。胡春健提到，对此《意见》第5条作出规定，对于能够根据相关客观性证据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群组中，犯罪嫌疑人发出的实施诈骗成功的信息或者收款、转账、取现的信息，综合其他证据能够确定诈骗事实和数额的，可以据此认定犯罪数额。此外，《意见》第5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犯罪集团数额的特殊认定方式。由于有的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之间存在管理、控制关系，存在抽成分红或收取费用的情况。有的案件，在难以查证具体诈骗事实、数额时，能够通过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其他证据，查明抽成、收费的方式、数额，可以据此折算诈骗金额；有的虽不具备折算的条件，但是能够查明抽成、收费的数额，可以将抽成、收费的数额认定为诈骗金额，针对性解决跨境电诈集团犯罪数额难以查证的问题，彰显从严打击立场。坚持依法从严惩处 全力追赃挽损去年以来，集中打击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成效显着，一大批电诈案件进入司法处理环节。关于办案机关实现依法从严打击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翟超表示，针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意见》突出强调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司法办案中，要“出重拳，下重手”，对于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以及幕后“金主”；对于组织人员偷越国境的“蛇头”，为诈骗集团提供转账协助的“卡头”和行业“内鬼”；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危害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人员和累犯、惯犯，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从定罪量刑、政策把握、财产处置等各方面全面落实从严要求。对于跨境实施的拐卖人口、故意伤害、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决不手软，依法判处重刑，明确释放从严惩治的强烈信号。即便部分诈骗犯罪分子暂时未到案，对于符合《意见》规定的，也要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成员，为整体依法从严惩处创造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构成复杂、地位作用差异、主观恶性不一。翟超提到，司法办案中，要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精准把握刑事政策，做到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依法裁判，不枉不纵。对于犯罪集团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低层级人员、被犯罪集团诱骗、胁迫实施犯罪的人员，以及初犯、偶犯；对于主动投案，积极配合抓捕首要分子或指认同案犯、配合追缴涉诈资金的人员；对于受蛊惑、引诱甚至欺骗参与犯罪、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坚持区别对待，严中有宽，宽以济严，依法从宽处理。依照《意见》第13、14条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同时，要做好刑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衔接，构建多层次惩戒处罚体系，统筹做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行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兼顾预防和惩罚目的，努力实现办案最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翟超强调，司法办案中，要在坚持依法严惩犯罪分子的同时，把追赃挽损贯穿全流程、各环节，不仅要依法全力彻查、甄别、追缴涉诈资金，还要加大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的力度，斩断“资金链”，最大限度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防止诈骗集团“死灰复燃”。同时，还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督促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综合运用强制执行、失信曝光等各种措施倒逼犯罪分子履行财产判项，并及时发还被骗群众，最大限度地为被骗群众挽回经济损失。